偏激的理念

★日本從發(fā)動甲午戰(zhàn)爭起的侵華過程中，屠殺始終與作戰(zhàn)相伴，正是受“皇國至上”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“膺懲”的觀念驅使

★東京審判是一場正義的審判，但并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“皇國史觀”，也沒有從“國民性”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

1948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時，松井石根作為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(zhàn)犯之一上了絞刑架。此前，中國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審判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也審判處決了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和進行“百人斬”的尉級軍官。若從南京大屠殺的犯罪范圍和過程看，這一懲罰仍很不徹底，而且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“皇國史觀”，也沒有從“國民性”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。

一個國家指使其軍隊實施有組織的屠殺，必然有特定的理念作為思想基礎。德國納粹在歐洲實行種族性滅絕，理論依據便是“日耳曼民族最優(yōu)越”，并認為猶太人、斯拉夫人都是應該被消滅或驅逐的“劣等民族”。日本從發(fā)動甲午戰(zhàn)爭起的半世紀的侵華過程中，屠殺始終與作戰(zhàn)相伴，這些暴行正是受“皇國至上”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“膺懲”的觀念驅使。

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，國土狹窄，資源不富，卻“不甘處島國之境”，這種島民外向意識導致其很早就有對外擴張訴求。從16世紀豐臣秀吉實現日本統(tǒng)一至幕府期間，“海外擴張論”更是長久不衰，其理論基礎又是唯我獨尊的“皇國史觀”。一些朝野人物叫嚷應以“皇國而混同世界萬國”，將統(tǒng)治世界說成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。在中國的清代，日本已自稱“神州”，對華稱呼長期拒絕使用“中國”一詞而只稱“支那”。這一在東洋持續(xù)過百年的蔑視性用語，便充分體現出其稱霸東亞的欲望和凌駕于中國之上的傲慢感。筆者小時候曾聽到文豪郭沫若在日本所娶的妻子郭安娜（原名佐藤富子）向我母親談起20世紀初日本的情況，這位當時的日本護士的父親雖素稱開明，一聽到她要同中國留學生結婚，便馬上斷絕同其關系，還罵“你怎能嫁給一個‘支那豬’！”

日本社會上以貶斥“支那人”為重要標志的侮華、蔑華風潮，在1937年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開始后更是一浪高過一浪。此時日本鼓吹要建立“大東亞”的“領導權”，中國不服從便應出兵“懲罰”。日本政府并未對華宣戰(zhàn)就派幾十萬軍隊進攻中國，聲稱只是“膺懲暴支”的“事變”，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戰(zhàn)爭法規(guī)。熟讀元朝滅宋、清朝滅明歷史的日本上層，又特別欣賞“揚州十日”一類的屠城記載，認為用屠殺制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懾中國民眾。

1937年7月日軍大舉出兵中國時，曾自吹“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”，結果苦戰(zhàn)近五個月才打到南京，日本托德國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戰(zhàn)條件，也因過于苛刻而不被國民政府接受。此時，日本最高層選擇在中國的首都制造一場大屠殺，顯然是為了恫嚇中國人民，逼迫國民政府盡快屈服。沒想到的是，這次大屠殺反而激起中國人民更強烈的抵抗?？吹竭@一情況，日本當局才改為掩蓋這一暴行，后來在中國雖繼續(xù)實施一系列屠殺卻不大張揚，并且更注重通過誘降策略，分化中國的抗抵力量。

南京大屠殺規(guī)模如此之大、手段如此兇殘，與“大和民族至上”精神的毒化有著直接的關系。盧溝橋事件爆發(fā)后，日本社會上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對中國人稱“支那”還嫌不足，進而呼為“強克玀”（“豬玀”之意，由罵清朝男人梳辮子而稱為“豬尾巴”“豚尾奴”發(fā)展而來）。不難想象，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，自然會放手對中國民眾實行屠殺。上世紀50年代在撫順戰(zhàn)犯管理所內悔過的日本戰(zhàn)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時，都說“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，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……”

這種法西斯式的“民族至上論”，驅使著整個日本“皇軍”都格外野蠻兇殘。東京審判時，法庭曾出示盟軍繳獲的德國外交檔案中駐南京大使館的報告，因當年德國人是日本的盟友，可在城內自由活動，其了解情況更多，也更具真實性。報告中的評價便是：“犯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日本軍人，而是整個日本軍隊，它如同一部開動著的‘獸性機器’”。

這部“獸性機器”的基層構成者，在家鄉(xiāng)大多是本分的工人、農民。然而，軍國主義的毒害，以及野蠻的體制，卻會讓人變鬼。筆者曾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接觸過一些當年的老兵，從外貌看很像和善的老頭，很難想象他們年輕時曾實施過可怕暴行。這些人大都忌諱談自己到過中國，不過普遍譴責昔日軍隊的野蠻教育和訓練。當時日軍實行終日以耳光相伴的“壓迫轉嫁癥”，軍官毒打士兵，老兵虐待新兵，再讓新兵把怒火向外發(fā)泄?！爱敱鴥赡?，再老實的人也會變得像魔鬼一樣”，這是不少研究當年戰(zhàn)史的日本學者的認識。在野蠻壓迫下心理扭曲的日軍下級官兵被縱容向被侵略者施虐，也就表現為行為的極度變態(tài)。?

日本戰(zhàn)敗后的幾十年間，多數政要和右翼人物總想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其他的戰(zhàn)爭罪行，目的是要恢復當年的“大東亞戰(zhàn)爭正義論”，為此又竭力壓制本國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人士。例如日本皇室中少有的反戰(zhàn)成員、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宮在戰(zhàn)時便了解到南京大屠殺的情況，其所寫的譴責文章遭禁發(fā)，直至戰(zhàn)后才公開發(fā)文揭露屠殺罪行。結果，右翼分子曾闖入三笠宮的住所進行威脅。貴為“御弟”，都受到這樣的威脅，由此可以想到，普通人要在日本國內揭露歷史罪行會有多么困難！

如今，經歷過戰(zhàn)爭并對中國有些愧疚感的日本老一代人已很少在世，年青一代大都不大了解本國的歷史罪行，右翼勢力的“翻案”活動變得更為猖獗。作為當年受害者的中國人，有責任也有義務繼續(xù)在國內外揭露和申訴南京大屠殺的暴行，其現實意義在于，這樣不僅可以讓日本年青一代人知道當年的侵略戰(zhàn)爭及其理念的罪惡性，也可以讓亞太各國警惕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潮在今后卷土重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