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涂飾之文”最無益

■賈世江

宋太祖趙匡胤要擴建東京城，在趙普的陪同下，親自到朱雀門去察看。遠遠地看見城門上題寫4個大字：“朱雀之門。”太祖問趙普：“明明是‘朱雀門’，為什么要加上一個‘之’呢？”趙普答道：“‘之’字是語助詞?！碧媛牶笠恍Γ骸爸跽咭?，助得甚事?！?/p>

天下事，以實則治，以文則不治?！爸跽咭病边@一套，多為官話套話，只鼓搗詞而不辦實事，閉門造車，毫無價值，助長了官場敷衍塞責、形式主義的惡習。晚清首位駐外使節(jié)郭嵩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嘆：“國家致弊之由，在以例文相涂飾，而事皆內(nèi)潰?！?/p>

官話往往說得冠冕堂皇、義正辭嚴，但都是“不打糧食”、不擊要害、不明時限的空話套話。封建官場常靠此類官話，滴水不漏地將責任推得一干二凈。類似“殊與體制不合，所請毋庸置議”“例章所格，未便轉(zhuǎn)詳”“務(wù)須籌酌妥當，在容請示辦理”云云，三言兩語，就可以將各類事務(wù)打發(fā)，叫你急不得、惱不得。

據(jù)《夢溪筆談》記載，慶歷八年夏，黃河河北方向決口，適逢掌管此事的使臣來京述職。宋仁宗召見他：“河北的水災怎么樣了？”使臣回答：“懷山襄陵?！币鉃楹樗鼑烁呱剑蜎]了丘陵。又問：“群眾怎么樣了？”回答：“如喪考妣。”意為像死了父母一樣悲傷。這位使臣面對皇帝的問詢，引經(jīng)據(jù)典，對答如流，但對具體受災、賑災的情況一無所知，顯然沒有把災情民瘼掛在心上。宋仁宗明確要求：“今后這些人上殿報告事情，一概實話實說，不得搬弄辭藻?！?/p>

“涂飾之文”最無益。應(yīng)該說，歷代統(tǒng)治者不乏頭腦清醒之輩，敢于硬起手腕、拉下臉來進行整治。

朱元璋對茹太素的冗長之文，辦法是先杖責一頓，再制定行政文書規(guī)范，“頒示中外，使言者陳得失，無繁文”。

同樣以鐵腕治吏著稱的雍正，對“涂飾之文”深惡痛絕，批評起來不留半點情面。比如，他在朱藻的折子上批示：“地方上一點小事，何用如此夸張。你的奏報往往是虛浮不實，朕甚不取，一處不實，則事事難以為信也?！痹隈R爾泰的折子上批示：“仰賴洪福，這類套話實在沒味。朕已再三告誡內(nèi)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虛文，已是口干舌燥了，你竟仍務(wù)此道，難道沒長耳目嗎？”在伍格的折子上批示：“朕深惡此等虛詐俗談。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臣，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樣講？還是誠實一些好，這樣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?！痹谒髁盏恼凵吓荆骸胺彩伦钪匾氖莿?wù)實，不欺不隱才算良吏。粉飾、迎合、頌贊、套文陋習，萬不可法?！?/p>

對一支軍隊來說，戰(zhàn)爭是最嚴格的審計師。如果聽任“涂飾之文”大行其道，影響的不僅是辦事效率，而且注定會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。法國在普法戰(zhàn)爭、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中，要么一敗涂地，要么付出巨大代價方才慘勝，參謀機關(guān)整體素質(zhì)不高是個重要原因。富勒對此曾評論說：“當戰(zhàn)爭在1870年爆發(fā)時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第二帝國的參謀本部軍官，都是一些刀筆之吏，不是少不更事之徒與軍隊完全沒有發(fā)生過接觸，就是長胡子的老人，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?！?/p>

軍令急，軍情迫，容不得半點拖泥帶水。在血與火的戰(zhàn)場上，每一次講話、每一份命令，都可能事關(guān)戰(zhàn)場勝敗。如果指揮員一張嘴就是那些空話套話，一行文就是那些“殼如西瓜核似綠豆”的冗長之文，一重視就是“以會議落實會議、以文件落實文件”，勝利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。

宋時輪將軍一次到部隊調(diào)研，單位領(lǐng)導匯報時以“自我表揚”為主。匯報完畢，將軍問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領(lǐng)導回答后，將軍說：“你不是這個姓！”對方不解。將軍又說：“你姓王，叫王婆。王婆賣瓜，自賣自夸。”今天，我們正在深入推進改革強軍，應(yīng)下決心徹底與形式主義、假大空虛、繁文縟節(jié)那一套決裂。只有始終把“戰(zhàn)”字刻在心上，像打仗那樣、按打仗需要辦文辦電，才能在未來戰(zhàn)場多一分勝算。

（作者單位：軍委訓練管理部政治工作局）